江晏清眉头紧锁，陷入了更深的困惑。
洛明冉不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思考，直言道：“若从‘对立统一’的角度来看，赫拉克利特的意思是：世人所谓的‘善’与‘恶’，仅仅是局限于一时、一地、一事的狭隘视角下的判断。倘若跳脱出来，从宏观的尺度来看，‘善’与‘恶’的相互斗争、相互转化、相互依存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，这便是‘和谐’所在。就像一首乐曲，需要有高音与低音、急促与舒缓的对立，才能交织出完整的旋律。”
江晏清怔愣在原地，他缓缓闭上眼，睁开时，眼中的复杂情绪全部被压下，只有属于神祇的超然与冷静。
他尝试着，站在神明的角度俯瞰人类。
就像人类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观察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动物。
在人类眼中，狮子猎杀羚羊，鳄鱼猎杀野牛，都是为了生存、繁衍，谈得上谁善谁恶吗？
羚羊和野牛的死亡无疑是悲惨的，但正是掠食者与被掠食者之间永无止境的战争，维系着草原生态的平衡，驱动着物种的进化与筛选，让物种爆发出令人敬畏的生命力，也让自然系统变得更加繁荣。
即便他作为神明，并不觉得“弱肉强食”的过程有多么“美好”，但至少——
他不该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“道德”标尺，去谴责动物。
因为道德观念，无非是某一特定人类社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、因特定生存环境而形成的习俗与共识，它并非什么亘古不变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天经地义”。
洛明冉见江晏清似有所悟，便继续引导：“《世界文明史》上有一个事例。印度一个以杀人越货为业的帮会会员，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，于往来客商中杀那么多的人，越那么多的货，自愧不如，并引为终身一大憾事。在文明尚属早创状态的种族里，说实在话，对陌生人进行抢劫一般是被认为颇有光彩的事情[1]。”
江晏清眉头微蹙，对这种价值观念感到不适。
洛明冉顿了顿，引入作者的分析，“威尔·杜兰特剖析：‘狩猎和游牧部落，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。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，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。他们日久成富，却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。猎户与牧人他们习于危险，并长于砍杀，他们对战争的看法，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，不会感到如何的苦难[1]。’”
江晏清若有所思，接话道：“所以，安东尼解决问题所依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，还停留在游牧部落首领的层面。他用杀戮和掠夺来达成目的，扫清障碍，这种做法与时代提倡的和平法治相背，他难道不是一个祸害？”
洛明冉微微颔首，引入另一位思想家的观点：“一切祸害都是本身素质不适应外界条件的结果……不论祸害的特殊性质如何，它总是可以归于一个普遍性的原因：各种机能与它们活动范围之间的不调和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要么努力使之调和，要么活该惨遭淘汰[2]。”
“那么摆在面前的出路无非两条：要么，努力调整自身素质或外界条件，使之重新达成调和；要么，就只能惨遭淘汰。这是客观规律。”洛明冉目光深邃。
江晏清学习过斯宾塞的思想，但他的思想与斯宾塞有些出入，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刨根究底。
洛明冉看出他的困惑，笑了笑：“你不喜欢斯宾塞，是因为济贫法吧。”
“……是。”江晏清被戳穿，俊脸红了红。
斯宾塞说：让寡妇和孤儿自生自灭，看起来是残忍的。然而，当我们不是孤立地看，而是将其与全人类的利益相联系时，这些无情的命运看来充满了仁慈……自然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淘汰这些人，把他们从世界上清除掉，从而为更优秀的人腾出空间[2]。
他在《社会静力学》中极力反对政府推行济贫法。他认为，贫困是无能或懒惰的自然结果，政府的救济违背了‘适者生存’的自然法则，是一种‘仁慈的暴政’。这种救济如同溺爱孩子的母亲，保护了‘不适者’，最终会延缓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优化。相反，自然规律像一位严父，通过饥饿、贫困等残酷手段淘汰弱者、懒汉和放纵者，从而实现社会的净化和种族的改良。尽管这个过程充满痛苦，但从长远看，对整个人类物种而言却是最大、最真正的仁慈。
这种想法，实在让江晏清不敢苟同。
江晏清向父神讲述自己的看法，以及他在诸华帝国学到的东西。
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，社会的进步体现在对弱者的关怀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上。
在诸华帝国，获得救济不是施舍，而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。国家的角色不是自然的旁观者，而是公民权利的保障者和责任的承担者。宪法精神体现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，否定了“任其自生自灭”的冷酷逻辑。
诸华帝国的目标是“社会和谐稳定”和“社会公平”，而非“社会净化”。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，恰恰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